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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修课发表时间:2019-10-24 分享到:

             

   

  书名: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修课

  作者:陈先达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8月

  ISBN:9787511554680

   

  内容简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干部依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本书分为十九讲,重点阐述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

  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

  著有《陈先达文集》《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马克思》《马克思与信仰》《哲学与人生》《学点哲学》等。著作及论文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吴玉章著作奖等多种奖项。

   

   

  第一课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

  第二课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新

  第三课 共产党人要念好马克思主义“真经”

  第四课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第五课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

  第六课 未来属于马克思主义

  第七课 《共产党宣言》的当代价值

  第八课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

  第九课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第十课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

  第十一课 马克思主义的财富观

  第十二课 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第十三课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第十四课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制度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第十五课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十六课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七课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十八课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第十九课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部分内容

  第十九课  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三、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孙乐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谱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文化自信”。那么,在您看来,今天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自信”呢?您是如何理解的?

  陈先达:文化自信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没有精神支柱。脱离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说清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很难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蕴,很难说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独特优势。在文化上,如果认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建立不起来。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长期欺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人心中开始弥漫着一种自卑情绪。从技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似乎中国的一切都不如人,甚至连西方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在这种自卑情绪的作用下,国人渐渐丧失了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了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扭曲人格。虽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取得了伟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态并没有因此而绝种,甚至还拥有广泛市场。在他们看来,西方道路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道路,而中国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背离了世界文明发展之路,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么,他们凭什么说中国基于自身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选择的道路是逆流,而西方道路就是人类文明共同发展之路呢?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不自信。他们把西方“普世价值”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实,把别人鞋子的尺码作为尺度来衡量自己的鞋子是否合脚。如果说,“郑人买履”是宁愿相信鞋样而不相信自己脚的蠢人,那么,这种鄙视自己文化而只相信西方文化优越的论调,则是曾经被殖民思维余毒未尽的残渣。以此来看,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支撑,是主心骨。一个对自己民族文化都不自信的人,怎么会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呢!所以,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问题,绝不单纯是基于学术或理论的考量,而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如果脱离了中国历史和当代现实,只把文化自信理解为一个学术问题,那就忽视了它的政治意义。

  孙乐强:有些人认为,所谓文化自信就是要重回传统文化,重回孔夫子文化,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的观点。在您看来,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自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自信?

  陈先达: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抱有尊崇和礼敬之心,这是应该的;但文化自信并不能简单地仅仅归结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应当包括革命文化和红色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这是一个统一过程。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根,但没有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创造性发展,就是中华文化的断流。如果断流了,就谈不上文化自信。文化不能断流,不能光靠祖宗过日子,更要依靠子孙后代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因此,文化自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如果对自己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都不自信,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自信,那么文化自信就会缺乏现实的社会根基。

  我们强调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丝毫无损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辉煌灿烂。但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制度是变化的。现代人不是生活在古代中国,现代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都不同于古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包括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包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包括相互交往的礼仪和称呼的变化,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搬用古代的东西。好的传统要继承,但也要变化,以适合现代人的现代生活。比如,古代的礼主要是典章制度,即使是属于仪式方面的礼节也往往体现了当时的等级制度的要求。我们现在也要讲礼,但不能完全恢复古礼,包括婚礼、葬礼,都应该移风易俗。再比如,“和为贵”是中国处理人际关系甚至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但我们并不能只讲“和为贵”而否定斗争。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地应对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在国际上对霸权主义,在国内对一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有段时期马克思主义被歪曲为斗争哲学,“斗争”二字成为一个贬义词,而“和”变成一个褒义词,并被无条件地置于道德制高点上,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

  孙乐强:刚才您说,文化自信必须包含红色文化。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由于没有经历过革命年代,对红色文化往往缺少直接体验,再加上市场经济、娱乐文化和商业文化等的冲击,有些青年人在红色文化的传承方面表现得确实不够坚决、不够坚定。那么,在您看来,当前,加强红色文化的传承教育究竟有何重要意义?

   

  陈先达:我们经常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对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而言,这是毫无异议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复旦上大学时,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就是一门重要课程,当时叫社会发展史。后来,我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政治课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课程。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教员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课程的重要性,很少听说有人怀疑过。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缺乏直接的历史体验,再加上利益分化导致的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以及各种思潮的影响,难免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困惑或疑虑。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解红色文化形成的必然性,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是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础。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民粹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正是无路可走,才选择革命的道路。毛主席曾说,找过很多路都走不通,只能上山,打游击,走武装革命道路解决中国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不经历革命文化这个环节,就不可能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过渡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今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就理解不了文化自信的根源和基础。

  孙乐强: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您看来,在实施这一工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陈先达:我们讲的文化自信,不是夜郎自大式的盲目自信,更不是“唯我独尊”、拒斥一切的封闭自信,而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自信。因此,在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处理好古今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极为重要。

  就古今关系而言,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意见》印发后,有些人就迷惑了:中国共产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吗,为什么还要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这是否意味着要放弃马克思主义,重走过去以儒治国的老路呢?实际上,这种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认识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单纯从文化领域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说不清的,必须上升到社会存在变革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二者的关系。我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社会从以儒学为指导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封建王朝更替的结果,而是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产物。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毫不动摇。

  为什么还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抛弃了这个灵魂,就等于隔断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古人丰富的治国理政、立德化民的智慧,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宝库和资源。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自然就包含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因此,必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创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征、民族特色。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革命学说,主要是提供一个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社会生活是多样的。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道德伦理特色,它对人的人格和道德培养,对成“人”教育,对如何做人,提供了中国智慧。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主要矛盾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人民的文化需求、对道德素质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智慧来帮助解决当代问题。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抽象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不能因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就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当代价值,这是文化虚无主义;也不能因为要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文化复古主义。

  中外关系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文化自信,“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不断汲取各国文明的长处和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孙乐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您认为,当下我们应当如何推进这一工作?

  陈先达:话语不是单纯的词句,它必须具有坚实的理论和文化支撑。没有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作为支撑,话语就不能称其为话语,最多只能算是一种词语。所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话语体系,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核的话语表达形式。从这个角度而言,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不在于概念、范畴的外延建设,而是在于内涵提升:一方面,必须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原有范畴概念进行马克思主义化改造和融合,赋予它们新的内涵,使其上升到中国话语的高度;另一方面,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致力于打造融通中外文化、体现中国特色的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大力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应当自觉承担这一历史使命,在国际上要敢于发声,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积极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同各种错误思潮做斗争,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解释好中国历史和现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实捍卫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全面巩固和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学术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真正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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